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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调查研究
&ldqu;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rdqu;毛主席说这个话是有底气的，因为这是他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来看看他是如何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开展调查研究的。
929年月26日，根据&ldqu;中央九月来信&rdqu;精神，毛泽东到达长汀,重新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2月3日，毛泽东率红四军来到新泉，在新泉&ldqu;望云草室&rdqu;召开了各类型的干部会、调查会和座谈会，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2月上旬，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分别到部队驻地，日夜兼程，召开士兵调查会，找干部、战士个别谈心，仔细了解和询问各种问题，鼓励广大红军指战员起来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2月中旬，毛泽东在进驻古田的第二天，便召集了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共同分析研究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和克服办法。接着，前委又召开大队以上党组织的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联席会议，根据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不同类型的问题，分成八个专题，分组讨论和起草红四军党的&ldqu;九大&rdqu;各种提案。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他本人的理论基础、对当前形势的深入把握和最后的总结、梳理、提炼才让这个决议成为了日后建党治军的基础。
反观当下，这种深入基层官兵群众，踏踏实实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没有调查研究，报告、计划就切不准问题；没有调查研究，日常管理、工作就抓不住要害。在革命年代，那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当前时代，我们不用为生死担忧，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表现在形式就是，工作做了很多，但普遍没有实际效用，官兵不认可，个人也没有成就感。再往下推演，结果就是，思想和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士气就不会凝聚，部队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
二、关于使命意识
再来看看当时红四军的面临的局面。
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就是著名的&ldqu;九月来信&rdqu;。
0月9日，红四军主力分二路出击东江，前委书记、纵队长刘安恭战死。
0月3日，红四军陷入粤军包围，决定撤出闽西。
月23日，红四军攻占长汀城，前委决定，促请毛泽东速回主持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红军的第一身军装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月26日，毛泽东回归红四军。
2月3日，国民党军逼近长汀，毛泽东率军前往新泉，从这里正式开始调研工作。
2月中旬，国民党军占领长汀，毛泽东率军前往古田，继续开展调研工作。
一个简单的纲要，可以看出，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几乎每天都悬在这群早期共产党人头上，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人考虑的不是如何保命，而是如何调查研究、如何起草报告、如何筹备会议，如果说不是心中的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感作为源动力，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可以驱使着他们在如此艰险的局面下来反复思考部队的建设发展问题，而不是在国统区当个安稳的百姓，做点生意、养家糊口。
宏大的理想我们暂且不提，作为部队院校工作者，我们的使命就是为边防一线培养输送合格人才，所有的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人才是一切事业的根基，国家的发展要靠人才，部队的发展更要靠人才，如果做工作时考虑不是促进学员的成人成才，不是促进部队的长远发展，如果我们的工作得不到学员的认可和兄弟单位的肯定，那么我认为，即便是忙忙碌碌，终究是碌碌无为。
三、关于问题意识
从小学辩证法，都说&ldqu;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动力。&rdqu;我觉得还要稍稍补充一下，就是&ldqu;只有解决了矛盾，事物才会发展。&rdqu;否则矛盾就成为了阻碍。
解决矛盾，前提就是要正视矛盾，并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
看《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句话：&ldqu;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rdqu;决议从一开始就直奔主题，全篇的架构也很单一，就是&ldqu;问题在哪里，什么表现形式，怎么解决。&rdqu;再引申到944年的《谭政报告》，报告的主体是第二部分&ldqu;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和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rdqu;，这里面成绩用了4段话，问题用了44段。虽然我们说的只是一种文字形式，但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红军的初创时期，还是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是发展的第一要务，也正是这种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才推动了军队的发展和最终的胜利。
问题是无处不在的，因为历史总在向前，新的情况总在不断出现，一首歌红一辈子，一招吃遍天下已经不再可能，那么当新的问题来临，我们要么写首新歌、想个新招，要么就是被甩在时代的身后。就像甲午海战中的清军和淞沪会战中的国民党军，思维意识和战略战术落后于对手，即便船坚炮利也是无用。
四、关于言传身教
说起政治，有这么一段趣闻。
抗战时期，胡耀邦被毛泽东派到基层当政委锻炼，一年期满，回到延安，毛泽东让胡耀邦谈谈关于政治的问题，胡耀邦详细地谈了关于政治的基本理论及他自己在参与实践中的理解，毛泽东听后说，我看啊，关于政治的问题，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就是两句话，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的话，我党的政治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心聚力实现我党的伟大使命。党的逐渐强大和后来国家的富强正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那么落实到我们的政治工作中，如何坚定官兵的理想信念，如何让广大官兵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听党话，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奋斗不息，我认为，这既需要我们的言传，更需要我们身教，两者不可偏废，后者甚至更重要。
《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谈到了当时宣传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在开头就说：&ldqu;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要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等红军总任务。&rdqu;在列举了宣传队力量不足等现实问题后，还专门谈到了两点：&ldqu;一个是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以前松懈了，给了群众不好的影响；另一个是上门板、捆稻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做的也不好。&rdqu;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梳理出来这样一条逻辑：第一，宣传的任务是什么？是为了鼓舞官兵、争取群众；第二，什么样的宣传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要是真材实料、要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身体力行。从这个角度上讲，每一名干部都是宣传员，都是教育者，也可以说都是政治工作者，因为无论是言传还是身教，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体。